日前，阜平县地标性主题雕塑——《时代之光》在照旺台公园落成。7月13日，居民在雕塑前游玩、休憩。李玉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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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平，红色晋察冀最富标志性意义的地名坐标。

(相关资料图)

这里，是晋察冀的腹心地区。自1937年11月18日晋察冀军区机关迁驻阜平，并以此为中心创建了华北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始，阜平长期是晋察冀边区的首府，是晋察冀边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这里，村村是堡垒，人人是战士，是绝非轻易撼动的地方。即便岁月更迭，那场人民战争的深厚伟力，依旧蕴含在这片崇山峻岭深沟险壑的褶皱里，也珍藏在那些“土得掉渣”的山区地名里。

这里，是晋察冀的文化中心，是一大批文化工作者曾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也是许多名篇巨著破题创作或收获灵感的地方。一个个阜平地名，是他们很多人挥之不去的“乡愁”。

2023年5月，“红色文脉传薪火——阜平县抬头湾村丁玲小院朗读会”在阜平县抬头湾村举办。张曙红供图

晋察冀的“腹心”

“我们馆的13个讲解员齐上阵，最近每天每人都得接待四五批参观团。”

6月30日，临近“七一”，位于阜平城南庄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迎来一波参观高峰，纪念馆资料科科长栗静持续更新的参观团照片在朋友圈刷了屏。

阜平，红色晋察冀最富标志性意义的地名坐标。

“元帅街”“抗战路”“将军路”“解放路”……当汽车驶入阜平，一个个红色路名令人目不暇接。一个山城小县的路名，动辄冠以“元帅”“将军”，这在全国也不多见。

但在阜平，这一切却实至名归。

阜平是晋察冀的腹心地区，自1937年11月18日晋察冀军区机关迁驻阜平，并以阜平为中心创建了华北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长达11年的战争岁月里，阜平曾长期是晋察冀边区的首府，是晋察冀边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在我们今天看来，晋察冀是敌后抗战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地，阜平——一个当时仅有9万人口的山城小县，为何会成为根据地的中心呢？

7月13日，航拍阜平县城全景。李玉亮摄

“阜平”这个地名，已经道出了它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阜平，据有关资料记载，“阜”为“盛”，县名寓“兴盛平安”之意。而“平”的由来，又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

阜平为全山区县，仅海拔在18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9座，阜平县城及部分村却位于崇山峻岭间的平坦地带。据陈铁卿《河北省县名考原》记载：“盖县境多山，此地适当平坦，遂有此名。”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二处处长王林芳介绍，随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迅速越过黄河出师华北。1937年9月、10月间，八路军在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机场等地的一系列重大胜利，拉开了开辟华北敌后战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序幕。

“阜平一带山多、坡陡、沟深，地形条件非常适合开展游击战争，但仅有山也不行，阜平县城及部分村地处山间相对平坦地带，能够为大部队驻扎提供最基本的吃住保障。”王林芳分析，因为这样，阜平成为八路军部队开展游击战的理想之所。

但有这些优势，仍然不够。

站在一幅3D立体版中国地图前，王林芳的手指轻轻点在阜平位置，从这张图上能够清楚看到阜平周围地势的西高东低走向。

“阜平位于河北省保定市西部太行深山区，自古以来就是西部内陆地区进出华北地区的重要通道，被誉为‘冀晋咽喉’，这样的位置，真正做到了进可攻、退可守。”王林芳介绍，在河北广大的太行山山前区域有很多与阜平地理位置类似的地方，分布着西柏坡、唐县、涉县、曲阳等一连串红色地名。

而阜平，是八路军开辟华北敌后战场最先“落子”的地方之一。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平型关作战前，八路军总部派罗荣桓率115师政治机关和骑兵营、教导队开赴阜平、曲阳等地，协同中共地方组织，着手创立根据地的准备工作。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取得出师华北后的第一次大捷。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天，中共北方局便派李葆华、刘秀峰、王平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来到阜平，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阜平开辟的根据地，成为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建立的起点，更成为整个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起点。

在此之前，阜平这个地名早就已经染上了红色的底色。

今天，提起中国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我们首先会想到瑞金，实际上，阜平同样是一个与红色苏维埃密切相关的地名。

这，就源于1931年7月26日创建的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

“这是我党在北方建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副馆长王芳介绍，3个月后的1931年11月，在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

王芳介绍，阜平孕育出的这个“第一”，源于当地深厚的革命基础。

早在1925年，阜平县就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即便是大革命失败前后，革命转入低潮，阜平党组织仍积极开展各种斗争。也正因此，在山西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在辗转来到阜平后，才得以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成立了红色苏维埃政权。1938年底，阜平全县党员已有4100多名。1944年底，全县党员发展到11000多名，占全县人口的12%。

群众基础深厚的阜平，使八路军创建的根据地，很快在此扎根、壮大。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阜平地名开始活跃在晋察冀的红色历史上。

城南庄，便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

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后面，沿一条石板小路向北走，苍松翠柏间，掩映着一座土坯房小院。

这，便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

1937年11月18日，聂荣臻率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由山西五台移到阜平。自此，城南庄便作为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长期驻地，成为晋察冀核心区域。

1948年4月1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到达这里，居住和活动了40余天。在此期间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调整南线战略，为三大战役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次重要的会议又被称为“城南庄会议”。这次会议还通过了毛主席修改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第一次具体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成为新中国成立的动员令。

城南庄，就这样深深烙印在晋察冀，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史的红色记忆里。

村村是堡垒，人人是战士

阜平，素有“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模范县”之称。

作为全边区唯一未被日军长期占领的完整县，新华社曾于1941年向全国播发评论文章，称赞阜平“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个人民都是战士，绝非轻易撼动的地方”。

历史把光荣镌刻在岁月深处。曾经硝烟弥漫的战场，如今家家建新房，户户奔小康，一片宁静安详。即便岁月更迭，那场人民战争的深厚伟力，却依旧蕴含在阜平崇山峻岭深沟险壑的褶皱里，也珍藏在那些“土得掉渣”的山区地名里。

在太行山深山区，距离阜平县城15公里处，有一个村子，名叫“史家寨”。

如今，在这里的连绵群山上，有一大片窑洞群。大大小小500多孔窑洞，星罗棋布，高高低低散落山上，让人恍若走进了延安的窑洞群。

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曾是晋察冀边区和冀晋区（后改为北岳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

1943年秋，日寇对阜平县进行了三个月的大“扫荡”，大量房屋被毁。在住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发扬延安精神，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挖下了这一片蔚为壮观的窑洞群。

今天的史家寨，既是一个村名，也是一个乡镇名。

凹里、槐场、葛家台、北辛庄、草垛沟、铁岭口、段庄……革命战争年代，就在今史家寨乡下辖的这些名字听起来土里土气的小村里，曾哺育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晋察冀军区机关以及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等众多晋察冀核心机关。

据统计，晋察冀100多个部委都曾在阜平长期驻扎和工作。

千沟万壑，铜墙铁壁。阜平人民不仅捍卫和哺育着晋察冀核心机关，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竞相上战场的动人事迹也同样层出不穷。

在今天阜平县城北，有一个山清岭秀的小山村，名叫土岭村。

土岭，一个典型的山区村名，很多有山的地方都有这样一个名字。但就像“洪子店”之于平山团，作为“阜平营”的报名地，阜平的这个土岭村早已深深打上了“阜平营”烙印。

1939年5月，阜平县农会向全县青年农民发出踊跃参军的号召，并决定建立“阜平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2000多名满怀抗日热情的阜平青壮年，涌向土岭村报名，最终，他们中的420多名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栗静介绍，“阜平营”成立后开赴延安，编入朱德总司令的警卫二营，战功卓著。1940年9月，阜平又有40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再建了一支“阜平营”，编入八路军主力部队。

在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中，仅有9万多人的阜平，2万人参军参战，5000人捐躯疆场，四分之三的家庭成为抗属。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从1937年进驻阜平到1948年离开，11年的战争岁月里，聂荣臻与阜平县的人民书写下许许多多鱼水情深的故事。

常家渠这个村名，就令聂荣臻最为难忘。

1941年秋，为突出日军重围，聂荣臻曾率领7000多人的庞大部队三进三出常家渠。

常家渠是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七八十口人的小山村。7000多人的队伍隐藏在这里，为了不暴露目标，不能生火冒烟，于是吃饭就成了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常家渠村的老乡们把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山坡上的地瓜、南瓜都成了部队的粮食。邻近村庄的老百姓也将储存的公粮送来，眼看粮食不够，又把尚未完全成熟的玉米棒子掰下来煮熟送过来……一条条山路上，有男有女，或背或挑，都是送粮的人。

从9月2日部队来到常家渠到9月7日顺利突围，难以想象，5天里，一个小小的穷山沟，是如何艰难保障了7000多人的口粮。

常家渠，这个小小的地名，从此深深刻进聂荣臻的心里，也成为军民鱼水情深的代名词。若干年后，他专门嘱咐聂荣臻传记撰写组魏巍一行：“去阜平哪里都可以不去，但常家渠，一定要去！那里的百姓用自己的口粮，养活了7000人的队伍！”

在阜平，常家渠这样的“代名词”还有很多。在高阜口村，佃户李志林不是富户，竟将劳碌一年所得的一石大米捐出来慰劳前线战士；在花山村，有的人家困难得揭不开锅，可在每家地下都埋着一水缸准备上交的公粮……

民拥军，军爱民，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阜平这方土地上上演着最动人的鱼水情。聂荣臻也正是在这里，签署了那份世上绝无仅有的“树叶训令”，规定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树叶，要把它们留给群众吃。

1982年，曾在晋察冀长期生活和战斗过的老文艺工作者田华回阜平拍摄电影《柯棣华》，临走时，阜平老乡托她给聂荣臻元帅捎去几个柳叶饼子和菜团子。83岁的聂荣臻接过菜团子，久久凝视着，许久才满含热泪地说，“阜平不富，死不瞑目。”

见证晋察冀的文化奇观

北京2022年冬奥会闭幕式上，来自阜平县山区的“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放声歌唱。（本报资料片）河北日报记者霍艳恩摄

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展陈着三枚精致的印章——一枚“阜平人”、一枚“马南邨人”、一枚“马兰后人”。

它们，全部出自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之手。“马南邨”，即阜平村名——马兰村的谐音。虽出生于福建，但邓拓常以阜平马兰村人自居，用以寄托对带领晋察冀日报社工作人员在马兰村生活战斗岁月的怀念。

与盛开在荒地、山坡等条件艰苦地方的马兰花同名，马兰村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村名。

作为晋察冀日报十年游击办报岁月中，驻扎次数最多、累计驻扎时间最长的村，马兰村见证着晋察冀日报如何像大山深处的一簇马兰花，将根系深深扎入贫瘠的土壤，将花朵绽放在太行山上。

在这里，邓拓领导报社工作人员，在日军扫荡中一边游击一边办报纸，创造了用八匹骡子办报的奇迹。在这里，由邓拓主持编辑了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排版、印刷都是在这里进行。在残酷的斗争中，先后有7位报社战士长眠于此，有19位村民为掩护报社同志而惨遭杀害……

马兰村，也由此成为晋察冀日报社那段艰难办报岁月最富意象的一个代名词。

后来，邓拓在写作《燕山夜话》时，署名马兰村的谐音“马南邨”，以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

作为晋察冀当时的文化中心，阜平不仅是晋察冀日报和晋察冀画报等新闻媒体的常驻地，也是抗敌剧社等一大批文艺团体创建和战斗过的地方，还是许多名篇巨著破题创作或收获灵感的地方。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作“土改史诗”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一部具有阜平血缘的著作。

“桑干河”，一个与张家口直接相关的地名，但丁玲这部作品的创作却将它与阜平的两个地名——红土山、抬头湾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部作品的大部分创作及面世都是在阜平。”阜平县文化学者张曙红介绍，1946年10月，因为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在张家口桑干河温泉屯进行土改工作的丁玲不得不撤出张家口，回到革命老区阜平县。在阜平，丁玲先后在红土山村和抬头湾村生活。

在红土山村生活的五个多月里，丁玲创作激情汹涌，写下了十多万字。1947年春，丁玲搬到抬头湾后，仍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创作。当年五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果园》一章刊发在边区青联机关刊物《时代青年》四卷一期上。这是小说首次在刊物上露面。

不只是丁玲，艾青、田间、魏巍、刘白羽、周立波、孙犁、邵子南等一大批作家、诗人都曾在阜平战斗，他们一手拿笔，一手拿枪，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

一个个阜平地名，也成为他们很多人挥之不去的“乡愁”。

有人把阜平地名转化为文学经典形象。在《山地回忆》里，孙犁赋予老伯穿的土靛染粗布裤褂的浅蓝色一个好听的名字——“阜平蓝”。在创作《白洋淀纪事》时，他又把自己得到阜平老乡帮助和关怀的经历裁剪到小说《邢兰》中，阜平地名“三将台”也化作了文学作品中的“鲜姜台”。

有人直接用阜平地名给自己的孩子起名。曾任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书记的刘澜涛给孩子起名，大儿子出生在阜平，叫刘冀阜，三儿子出生在阜平胭又青村（现属砂窝镇河彩村），叫刘冀青。原晋察冀画报社编辑组组长章文龙的儿子名叫章阜……

提起马兰村，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人，就是邓小岚。

1943年年底，邓小岚出生在部队突围的路上，出生不久就被寄养在马兰村一户老乡家。一直到2岁，当地老乡才用毛驴驮着邓小岚，将她送回到邓拓夫妇身边。

特殊的身世和父辈的情结，让邓小岚对马兰村和阜平山区始终眷恋不已。

退休后，她18年如一日，在马兰村义务教音乐。组建马兰小乐队、筹办马兰音乐节……在这里，她不断浇筑山里孩子的梦想。

2022年2月，在邓小岚的组织指导下，阜平县城南庄镇44个孩子组成的“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登上了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舞台，用希腊语演唱了奥林匹克会歌《奥林匹克颂》。孩子们清澈、甜美的童声，质朴、自信的表演，深深打动了全球观众。

马兰村，这个美丽的名字，惊艳了世界。

文/河北日报、河北日报客户端记者 周聪聪

（感谢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对本报道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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